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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美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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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BLOG为《哈尔滨美食地图》官方BLOG。 《哈尔滨美食地图》是哈尔滨首份美食旅游专门指南,以传播弘扬哈尔滨本地美食文化,挖掘保护民间特色餐馆、小吃为宗旨。哈尔滨美食地图收录了以最具哈尔滨特色的“老道外小吃”为代表的老哈170余家特色风味,包罗了哈尔滨多元的饮食文化,所收均为老字号、特色食品、名小吃、民间人气餐馆等。采用精牛皮纸印制,设计古朴精美,极具文化内涵,集收藏性与实用性于一身,是哈尔滨第一品牌美食旅游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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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人果列来  

2010-12-13 21:16: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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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人果列来 - 美食地图 - 非常美食地图
 
       拜访果列来
       知道哈尔滨有个果列来,还是在2008年央视拍摄的纪录片《风雪中东路》里。他的爷爷是乌克兰人,中东铁路修建时从俄国来到哈尔滨“淘金”,后来在买卖街买了块地皮,建造了一处俄式平房,开起了灌肠工厂做红肠,是哈尔滨最早的灌肠厂之一。
       时隔两年,12月11日我们到买卖街这处仅存的俄式老平房里拜访了这位老俄侨。果列来和照顾他的娜达莎阿姨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从和这位71岁的老人握手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来自他身体中的力量。这位风趣健谈的乌克兰老头,1939年出生于哈尔滨,22岁离开哈尔滨,移居澳大利亚。1985年第一次回到哈尔滨,之后每年都要如候鸟一样回哈尔滨住一段时间。他会说汉语,但是不是很流利,娜达莎阿姨会给我们解说补充。谈话中提起哈尔滨的一些文保与历史专家,如曾一智、李述笑等先生,果列来经常会说“有谁不知道他”,而在哈尔滨俄侨和研究俄侨历史的这个圈子里又“有谁不知道他——果列来”呢。和他交流时经常会受到感动,被他热爱哈尔滨这个城市的真情而感动。前几年他在马迭尔举办过一次非同寻常的聚会,邀请了200多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哈尔滨俄侨回到哈尔滨。聚会上一位老俄侨动情地说,我们因为一个人而回到这里,他就是——果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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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街上的俄式老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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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的阁楼是当年晾晒红肠的地方
       果列来家开的灌肠工厂
       果列来的爷爷约瑟夫·扎伊卡是哈尔滨最早的一批俄罗斯移民。《哈尔滨市志》上记载:果列来家开的灌肠厂的名字叫“扎依卡”,就是用其家族姓氏命名的。现在老房子后面院内的一处阁楼,是当时用来晾晒红肠的地方。果列来收集了很多和哈尔滨有关的老照片,在国外每遇到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的俄侨他就会抱拳拱手,向对方要老照片,他要让这些老照片都回到哈尔滨。买卖街的老房子里摆满了相框,其中有他爷爷的照片、当时灌肠厂工人的合影等珍贵影像。当时灌肠厂的工人都是请的中国人,果列来回忆,爷爷对家人说,做事情要和中国人一起做,因为中国人做事没毛病。果列来还给我们找出灌肠厂的老广告,刊登在当时出版的哈尔滨俄文报纸上,广告上写着工厂开设于1906年。墙壁上还挂着一份康德三年(1936年)哈尔滨警察厅卫生署发放的营业执照,上面注明了肉制品灌肠,并附有他爷爷的照片。但不久后,由于日伪统治肉类紧缺和逃避征兵,果列来的爷爷关闭了灌肠工厂,带着三个儿子到亚布力养蜂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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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娘娜达莎
       娜达莎阿姨是俄侨的后裔,她的母亲曾在哈尔滨苏联领事馆为领事做饭,她也继承了母亲的厨艺,对俄罗斯传统菜肴很是精通,凤凰卫视还专门拍摄了她做俄餐的节目。这座老房子的厨房还保留着老式的煤灶和烤炉。娜达莎请我们到厨房,品尝她烤的甜面包、渍小柿子、腌大马哈鱼片,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吃到俄侨制作的食品。俄罗斯渍菜以前品种很多,现在我们还能吃到是酸黄瓜、渍香瓜,而渍柿子、渍大头菜、渍葡萄等已经断档多年了。我想,如果能把娜达莎阿姨掌握的俄式传统菜肴拍摄记录下来那多有意义呀。
      
       俄侨是哈尔滨历史的一部分,也是这个城市包容、开放精神的见证。曾经生活、生长在哈尔滨的“果列来们”,虽然大多已离开哈尔滨移居到世界各地,但是他们身上心中已经深深烙上了哈尔滨的印迹,哈尔滨也因有他们而骄傲,他们依然是我们哈尔滨人。
 
      照片后附:曾一智老师于1999年采写的文章“科利亚的哈尔滨情结”(原文刊于黑龙江日报)
                        “果列来”这个译名是《风雪中东路》中采用的,本文沿用此译名,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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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中的煤灶和烤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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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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渍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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腌渍的大马哈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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腌渍的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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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列里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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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屋子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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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时期颁发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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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在哈尔滨俄文报纸上的老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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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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搪瓷老汤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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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利亚的哈尔滨情节
 
       尼古拉·扎伊卡刚刚与哈尔滨朋友们一起度过他的60岁生日和重要的命名日,朋友们都叫他科利亚(尼古拉的爱称)。
       我是在今年春节前认识科利亚的。他告诉我:“我属兔,今年是我的年。我是回哈尔滨过年的。”不想时隔半年,他又来到哈尔滨。他于1961年离开哈尔滨定居澳大利亚,自1985年第一次回哈尔滨,他已回来了16次。
       上个世纪末,科利亚的爷爷约瑟夫·扎伊卡(是基辅附近的乌克兰人)随着中东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哈尔滨,起初赶马车搞运输,后来在买卖街38号(今64号)买了房子,并开了一家肉制品灌肠店。科利亚的姥爷潘捷列伊蒙"拉德琴科是他的曾外祖父收养的养子,与他的姥姥结婚后,起初与曾外祖父一起住在面包街(今红专街,楼已拆除),科利亚的妈妈至今还记得,当时有位邻居是卡皮道尔(今紫丁香音乐厅)、巴拉斯(今兆麟电影院)、大西洋(原址在霞曼街市审计局处,已拆除)三家电影院的老板,他给十几岁的妈妈一张卡片,她便可以执这张卡片在三家电影院里免费看电影。姥爷在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的叶夫列姆"切尔诺鲁日斯基五金商店工作,后在铁路街买了房子。
       1930年,科利亚的爷爷、姥爷都参与了东大直街圣母帡幪教堂(又名乌克兰教堂)的修建工程。科利亚的爸爸妈妈在这座教堂结婚,科利亚在这里受洗,他现在仍带着乌中两种文字的洗礼证明书。如今这座教堂是哈尔滨惟一的一座仍有东正教徒做礼拜的教堂。科利亚每次回哈尔滨,都一定在每个礼拜日来到这里。
       他们与中国人相处得很好,科利亚还记得爷爷的房客冯大娘曾抱过他,因此,他来中国一定要看这位已年过九旬的中国姥姥。
       日军侵占了哈尔滨之后,成立了一支由白俄组成的部队。为躲避征兵,有的俄侨找医生切断食指。科利亚的爷爷便带着三个儿子躲到亚布力养蜜蜂做蜂蜜,而科利亚的姥爷潘捷列伊蒙却是为苏联和东北抗联工作的情报人员。1945年四五月间的一天傍晚,潘捷列伊蒙从五金公司下班,刚出门便被日本宪兵抓走了,带到了日本特务机关(今颐园街3号)。一天,日本警方让科利亚的姥姥到这里把丈夫的遗体带回家。6岁的科利亚不知道木制的棺材里面有什么,妈妈抱起他,让他最后看姥爷一眼。科利亚看到姥爷的左额角上有一个枪洞,他问:“日本人为什么打死我的姥爷?”姥姥和妈妈不让他问,他却把这一切深深记在心里。去俄侨墓地(即文化公园,今哈尔滨游乐园)安葬时,日本特务也跟去监视。后来知道是一个俄国人告的密。
       科利亚说,老哈尔滨人打架不骂人,而是说:“有一天你上二楼!”指的就是这个日本特务机关的二楼,因为进了这里的二楼必死无疑。
       科利亚的家人曾多方调查姥爷生前为苏联工作的情况,但毫无结果。到了澳大利亚以后,一位认识姥爷的俄侨说,潘捷列伊蒙曾给过苏联和抗联很多钱。
       科利亚的爸爸妈妈于1946年搬到黑山街56号,那是一座很大的花园洋房。科利亚在这里长大。他在苏联侨民会(今上游街哈市科学宫)楼上的十年制学校读书时,与同学中一位名叫维卡的漂亮姑娘相爱。米沙叔叔的侄子也是他的同学。
       毕业以后,他留在侨民会俱乐部做电影放映员。他至今仍保留着1960年哈尔滨市文化局发放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电影放映员技术合格证,在市文化局的印章之下,是当时的文化局局长章子冈的方印。科利亚说:“这是我的大官儿!”我与已经离休的章子冈先生取得联系后,带科利亚到他的“大官儿”家做客,两人都非常高兴。在哈尔滨长大的俄侨子女,至今还记着小时在侨民会看过的苏联影片《运虎记》。科利亚说:“《运虎记》?对,我放过!”
       1961年,科利亚一家去了澳大利亚悉尼。刚去的时候很艰难,不仅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言陌生的人,还要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工作。他先在汽车修理厂做修理工,后又去电器仪表厂,也是普通的工人。以后开始从事绘图以及技术档案工作,并升为这方面的总负责人。
       科利亚刚到澳洲不久便病倒了。在病中,他一次次做梦,梦里出现的是哈尔滨的一条条街道,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他哭了,醒来看见的却仍是这个陌生的英语世界。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维卡也去了澳洲,但这对有情人却未能终成眷属。科利亚与一位名叫玛莎的上海俄侨结了婚,他们有两个儿子,28岁的鲍里斯和25岁的萨沙。科利亚说,迁移到澳大利亚的俄侨给孩子起的都是俄罗斯的名字。科利亚与玛莎非常和谐,只是他说哈尔滨好,玛莎却说上海好。
       1985年,46岁的科利亚第一次回哈尔滨,他非常激动,也有些担心。但一下飞机闻到的味道都那么亲切。他来到那些在梦中出现的街道,去探望已为数不多的俄侨。他来到买卖街、铁路街、黑山街旧居门前,就像看到久别的亲人,泪水涌出眼睛。他喝到了哈尔滨啤酒,吃到了大列巴、锅烙、饺子、月饼、香瓜,还有他喜欢吃的东北家常菜熘肉段。这一切都叫他心旷神怡。
       以后,他便经常回来,有时一年回来两次。有一次,他回到哈尔滨,刚在他的中学同学瓦洛佳(符拉基米尔"津琴科)家中坐稳,妻子玛莎便打来电话,问他一路情况怎样。他说:“很好,我到家了!”妻子很奇怪。但科利亚的确是把哈尔滨看作自己的家,甚至称哈尔滨为第一故乡。他看望俄侨老人,为他们录像,并将中央大街、老建筑、中国老百姓、中国食品一一摄录下来,回到澳洲制作了三小时的录像带,卖给当地的人们,然后把这些钱都带到哈尔滨,分给没有生活来源的俄侨老人。
       澳大利亚的老哈尔滨俄侨,看了科利亚的录像带,听科利亚讲述哈尔滨的故事,哭着说:“科利亚,你给我们带来一个哈尔滨!”他也在澳大利亚访问那些老哈尔滨俄侨,记录他们口中的哈尔滨往事,已积累了两千多张卡片和大量文字资料。他信手拈来的桩桩历史事件十分鲜活。
       有一次,科利亚买了8条“老巴夺”香烟,带回澳大利亚分给俄侨。他在教堂里看到曾在老巴夺当过工人的萨维诺夫,便送他一条烟,已多年不抽烟的萨维诺夫立即点燃香烟,含泪向科利亚道谢。
       科利亚说澳大利亚的烟味不好,中国的烟抽完了房间里味儿好。他的儿子不理解,“爸爸,为什么你说中国什么都好?”
       科利亚说,现在的人们不了解,在几十年前的哈尔滨,中俄人民十分友好。比如一到秋天,中国人上门来卖蔬菜,有黄瓜、西红柿、土豆等等。科利亚家买了很多,但一时拿不出钱来,中国人说,不要紧,过些日子我再来取钱。把账顺手写在门框上便走了。过了两三个月才来。若有钱便给他,若没钱他还是说没关系。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别的国家从来没有过。
       科利亚从心里愿意帮助哈尔滨人。九十年代初期,科利亚的中国朋友请他帮忙去机场接来自中国的贵客,科利亚立即开车到机场等待客人到来。朋友说:“科利亚,请你让田凤山坐你的车。”科利亚接到了哈尔滨来的中国长官,心里又高兴又紧张,去宾馆的路都走错了。在中国官员忙完公务后,科利亚带他们去游览悉尼市容,还乘游艇出海,并把田凤山一行人请到家里做客。
       在接触中,科利亚对田凤山赞不绝口。他说:“我也见过其他国家来澳大利亚的官员,田凤山和他们不一样。他的位置很高,但他始终想着中国老百姓的事,想着怎样和澳大利亚合作,帮助解决中国老百姓的困难,不想自己。他是很好很好的人,我向你保证!”9年前,科利亚的小儿子萨沙随悉尼少年排球队来哈尔滨友好比赛,田凤山还宴请了他们。
       这几年,铁路街、黑山街的旧居都已拆掉了,只剩下买卖街旧居(科利亚还保存着房产证明)。前两天,科利亚去这里看望中国姥姥,92岁的冯大娘听见科利亚与邻居对话,便换上大襟川绸衫(也有五十多年历史了)推门出来:“科利亚回来了?”一句话让科利亚落泪,离开姥姥很久眼睛还是湿润的。他说:“我的中国姥姥是最最好的人,上次我来,她说:‘科利亚,你小时我抱过你。’我累了,姥姥把我领到卧室,让我睡觉,给我盖上小被。我醒了一看,我的姥姥正给我包饺子。姥姥说:‘现在你是我的孩子了,因为你在我家睡觉了,吃饭了。’”
       1951年,12岁的科利亚腿部患骨结核,在天津做手术,(他还记得医生姓方)缝了30多针,由于失血过多,为他输了中国人的血。后又转到哈医大住院,在此期间。与另一病室住院的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俄语系学生马长令结为好友。科利亚的父母、弟弟、姥姥把马长令视为亲人,出院后便时常往来。马长令毕业后去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工作,1959年回到哈尔滨建工学院外语系任教。他们共同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科利亚全家赴澳洲后仍与马长令经常通信,还从香港给他寄过有营养的食品。当然,文革开始便断了联系。
       1986年,科利亚和妹妹娜塔莎、弟弟萨沙回哈尔滨,按记忆找到马长令的家,马长令喜出望外,他对着摄像机说:“妈妈,我想你。”科利亚带回悉尼给妈妈看,妈妈也哭了。以后由于马长令两次搬家又断了联系。这次,科利亚带着1960年与马长令在铁路街姥姥的院里拍的照片,希望能通过报纸找到他。在我的帮助下,他们终于见面。科利亚说:“我们从小是兄弟,永远不会分开。”马长令说:“科利亚的一家人都非常善良,并且重情重义,让我一生难忘。”
       去年,科利亚的腿患跟腱囊肿,疼痛难忍,在澳大利亚没治好,是回到了哈尔滨,在西大桥那里找了一位老中医,喝汤药、针灸治好了病。
       7月25日是科利亚的生日,8月9日是科利亚的命名日。他请哈尔滨的朋友吃饭,席间他不停的敬酒,与大家唱起一支又一支俄罗斯民间歌曲。他说在国外很少看到这样的聚会,俄国人、朝鲜人、中国人这样友好地在一起,非常令人感动。
       他不断给澳大利亚的朋友打国际长途:“快来哈尔滨吧!有月饼、香瓜,在饭店最好的吃饭,有这个菜那个菜,也有‘二两’(白酒)!”
    “二两!”他们都高兴,盼着回来。去年来了33人,今年还要陆续回来几十人。维卡也要来,还要与科利亚去儿童公园坐小火车。
       科利亚说,我来哈尔滨就像去医院一样,什么病都好了!
       最后他又强调:我不要你说“科利亚是好人”。我喜欢哈尔滨,喜欢中国,我是中国人的朋友。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哈尔滨是我的家、故乡、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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